一、发展历史
清道光二十三年(1843年)上海开埠后,随着钟表商业的发展,逐步出现前店后工场钟表工业雏形。清咸丰二年(1852年),在上海抛球场后马路(现天津路河南路口)最先出现张恒隆钟表店。该店工场以手工制造插屏钟,年产100只,多数销往北方。
民国元年(1912年),孙廷源、孙梅堂父子将清光绪三十二年(1906年)开设在宁波的美华利制钟工场迁来上海杨树浦。民国4年,在闸北天通庵镇建成新厂房,职工扩至百余人,用机器制造多种零件,成为全国最早生产机械时钟的厂家之一。是年,该厂送往美国巴拿马博览会的各式时钟获得金质奖,到民国12年,美华利钟厂共生产插屏钟、天文钟、亭式钟、玻门钟、落地钟等7832只,还先后为上海青年会、上海先施公司、上海电话局以及北京中国饭店等104个单位的建筑物上制造336只大钟。民国13年,该厂在宁波、北京、天津、杭州、济南、汉口、沈阳等地共设23家经销分支机构,一时声势之盛,为同业莫及,孙梅堂遂有“钟表大王”之称。民国21年,一二八淞沪战役后,该厂毁于炮火,此后没有复业。
民国3年,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,帝国主义列强无暇东顾,给上海时钟制造工业发展提供了机遇。民国12年,上海钟表商庄荣华、庄鸿皋等自筹资金,于江阴路创办中国时钟厂,由于技术力量薄弱,整整搞了7年,没有造出1只钟。民国18年,由创办上海中美钟表公司、三星钟表公司的钟表商董子星集资3万元收购,创建上海钟厂,正式生产福星牌台钟、挂钟,销往国内各埠和南洋等地,最高年产达6万只。由于产品机件紧固,式样大方,走时准确,被喻为我国制钟工业之马首。在此期间,另有昌明电器股份有限公司(昌明钟厂前身)以及时永钟厂、乃桥钟厂、震亚钟厂、百老汇电机公司(上海电钟厂前身)等先后开业。此外,还有电气制造业的中国亚浦耳灯泡厂也进行电钟生产,产品运销南洋等地,30年代后半期,国产时钟远销大后方及马来亚、婆罗州、东印度群岛、暹罗、缅甸、印度、菲律宾等地,年产约20万只。
民国29年3月24日,在国内外市场激烈竞争中,毛式唐借助维大洋行经理王宽诚、中国国货公司经理李康年,集资120万元在徐家汇路创办中国钟厂,聘阮顺发为工程师。产品商标为三五牌。在此之前,我国台钟、挂钟主要是参考日本宝时牌8天钟,阮顺发悉心研究创制我国第一台采用“活摆”结构、走时15天的台钟、挂钟,它以“挂歪摆歪虽歪不停,倒拨顺拨一拨就准”而声名遐迩。中国钟厂的创建与发展,使国产时钟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,同时,使上海成为我国时钟制造的一个集中产地。
中国钟厂创建后,又有亚洲钟厂、华强钟厂、远东钟厂、时民钟厂、文华钟厂以及金属表带、表壳、表油、发条、游丝、玻璃钻眼、木壳、表面、表针等近200家零配件厂相继开业。此时上海时钟行业基本形成。
民国34年,抗战胜利虽给民族工业带来一丝生机,终因国民党政府热衷内战,通货膨胀,货币贬值,使不少制钟企业一蹶不振。民国37年,中国钟厂原有4亿元资本,贬值结果,帐面款仅为133元金圆券,使工厂难以为继,于1949年5月1日停产,每人发遣散费银元5枚,台钟1只。昌明、上海、金声、中华、时民、远东、文华等钟厂也濒临倒闭境地,整个行业处于奄奄一息。
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,虽有部分钟厂开始复工,但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国内解放战争尚未结束,原材料供应紧缺,电力不足,产品销售十分艰难。1950年,上海市人民政府限制钟表进口,钟表行业产品由上海市中百供应站收购,生产开始复苏。1952年,上海钟表工业建立同业公会。通过国家加工订货,使上海钟表行业生产得以恢复发展。是年,上海时钟产量从1949年的4万只增加到12.8万只,从业人员从300人增加到500人。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中,又新开设亨得利、亨达利、中兴、中明、东方、大光明等制钟厂。由于亨达利、亨得利、大光明系由商业转向工商结合,从而成为最早的产销联合经营体系。
1954年中国钟厂、上海钟厂首批实行公私合营,文华钟厂、仁泰机器厂、顺兴螺丝帽厂、泰昌电镀厂以及钟才记木壳厂先后并入中国钟厂。
1956年全行业实现公私合营。是年9月1日,上海市钟表工业公司成立。从此,上海钟表行业进入崭新的发展时期。全业200多家企业按专业化要求组织生产,远东、大光明、亨得利、亨达利、东方、昌明、时民、金声、倍高等9家厂成为闹钟生产的主机厂,并将生产座钟、挂钟的上海钟厂并入远东钟厂,生产火车头牌、中字牌提环短三针闹钟。由大光明钟厂、中国钟厂研制长三针闹钟。到1957年,上海闹钟产量达120万只。翌年,亨得利、亨达利、东方3家厂又合并组建新上海钟厂,职工551人,成为全国最大的机械闹钟专业工厂。生产钻石、工农、火车头、海鸥等牌闹钟,1958年的产量达68万只。由于闹钟生产规模空前发展,产量超过实际需求,1962年闹钟开始滞销,是年6月,中百库存积压460万只,中百批发站要求生产厂年产量从200万只减少到150万只。上海制钟工业面临新的萎缩。
(未完待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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